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黨中央立足黨的百年歷史新起點、為動員全黨全國滿懷信心投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作出的重大決策。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大意義，深刻闡明了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和工作要求，對黨史學習教育進行了全面動員和部署，為我們抓好這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認真學習領會、抓好貫徹落實，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

省委書記尹力在會上強調，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按照黨中央部署要求，高標準高質量完成我省黨史學習教育各項任務，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加快全方位推動高質量發展超越，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

八七會議是***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后，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消了他在黨內的職務，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并提出了***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論斷。給正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1927年12月4日中共福建臨時省委在漳州成立后，主要領導人到平和貫徹中共八七會議精神，具體組織和領導農民武裝起義事宜。1928年2月24日中共平和縣委召開會議，決定"率領群眾，實行暴動"。暴動委員會由朱積壘任總指揮，羅育才任副總指揮，采取3條措施籌備武器。會后報告省委，經省委批準定于3月8日暴動。

1928年3月7日晚上，以長樂鄉農軍為主體，包括饒平、大埔部分農軍，集中長樂舉行誓師大會后，農軍1000多人分3路攻占了縣城，救出被捕的農友，并將沒收反動豪紳的財產分給農民。當日中午，敵人進行瘋狂反撲，縣委認為暴動目的已經達到，為了保存農軍實力，決定撤回長樂，轉入平和西北山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

正如當時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所指出的：平和暴動“是整個中國革命潮流的一支”，“福建農民自動奪取政權的***幕”，“土地革命在福建開始的信號”。

古田會議是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歷史永遠銘記，1929年12月28至29日，在閩西這片紅土地上，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召開了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做出了***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圍繞如何建設無產階級政黨和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提出了通過加強思想建設，使之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原則，成功地解決了從思想上保證黨的先進性的基本問題，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作出了重大貢獻。

古田會議精神內涵十分豐富，包括從思想上建黨、從政治上建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重視群眾工作，“三條紀律，六項注意”等，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國民革命暫時進入低潮，毛澤東同志領導建立了***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根據地。但是，當時黨內有“左”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為中心舉行武裝起義；而以林彪為代表的有悲觀思想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在強敵進攻面前，懷疑革命根據地發展的前途，提出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為了批判黨內存在的悲觀思想，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就是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在信中批評了林彪的錯誤思想，指出：

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國落后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

二、1927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

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

毛澤東在信中運用唯物辯證法，科學地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觀力量的盲動主義和看不到革命力量發展的悲觀思想，認為這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信中充分估計了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在中國革命中的意義和作用，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形式”，“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澤東在給林彪的這封信中，實際上已經開始形成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然后奪取城市的思想，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進行革命斗爭所作出的新結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重大發展。

1930年6月、1932年6月和1933年11月，毛澤東先后三次來到中央蘇區模范鄉才溪鄉，進行深入細致地調查研究，通過走村訪戶、與村民促膝談心和開座談會等多種方式，收集了大量的調研資料，寫下了《才溪鄉調查》這篇光輝著作。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工作期間能夠就一個地方多次連續地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開展調研，并寫出了具有指導意義的高質量的調研報告，充分顯示了共產黨人堅持群眾路線，保持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為我們樹立了光輝典范，對于堅持黨的群眾路線、轉變作風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1933年5月，蔣介石在江西南昌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坐鎮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200架飛機，向革命根據地進攻，其中以50萬兵力重點進攻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鑒于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介石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方針，在政治上進一步實行法西斯統治，在軍事上采取持久的“堡壘主義”的新戰略，企圖依托堡壘，向蘇區逐漸推進，***尋求與紅軍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紅軍和摧毀中央根據地之目的。

當時以博古、李德為首的左傾軍事教條主義，無視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繼續實行軍事冒險主義，拒絕毛澤東為紅軍提出的將紅軍主力轉到外線，調動殲滅敵人，用以保衛和擴大根據地的正確主張，照搬蘇聯紅軍作戰經驗，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武裝保衛蘇區、不讓敵人侵占蘇區寸土，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等錯誤戰略方針，因而致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陷于被動，屢遭失利。

長汀縣譽為中央蘇區的“紅色小上海” ，是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紅都——江西瑞金的東大門，戰略地位非常重要。1934年8月中旬，蔣介石命令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轄李玉堂第三師、李延年第九師、李默庵第十師、宋希濂第三十六師、陳明仁第八十師、劉戡第八十三師等6個師和炮兵一個團向長汀縣的東大門——松毛嶺逼進，于是，長汀縣松毛嶺戰役打響了。

共產黨人堅守初心不是一時的事情，而是一輩子的事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谷文昌用自己的言行給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共產黨員，黨說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痹诠任牟囊簧?，聽黨話跟黨走是他永遠不變的信念。1949年初，他按照組織要求，作為地方干部從家鄉河南省林縣出發，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江支隊南下接管福建東山。聽說那里語言不通，氣候濕熱，“三個蚊子能炒一盤菜”，有的干部走著走著就當了逃兵。但谷文昌卻堅定地說：“共產黨員，黨說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本瓦@樣，谷文昌毅然決然地來到陌生艱苦的環境工作，從1950年到1964年，從35歲到49歲，把人生寶貴的年華獻給了東山島。

福建省中央蘇區文化園（古田館）是“農村包圍城市”毛澤東思想初步形成地紀念館，是為黨史教育建設的現場教學點。

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來的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總戰略。其基本內容是，中國民主革命首先在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動農民武裝起義，建立人民軍隊，建立革命根據地，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政權結合起來，使之建成支持長期革命戰爭的戰略基地。依托根據地積累發展革命力量，隨著革命戰爭、人民武裝和根據地的發展，逐步造成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態勢，***奪取全國勝利。

從1927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澤東在總結井岡山和其他革命根據地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先后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了深刻論述，其中核心內容是關于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色政權存在與發展的原因和條件以及關于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

福建省中央蘇區文化園古田館展館面積2800平方，館藏8666件珍貴松毛嶺戰役時期紅軍文物。